没有叛徒的国度

“范跑跑”道歉了，向学生、向校长、向网民——即使他说“这并不代表我向我的观点道歉，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但是，他还是向不赞同他的观点，“看过我文字而在情感上受到伤害的网友等道歉”了！（http://news.sohu.com/20080607/n257341503.shtml）

王石也道歉了，而且还是“不做任何辩解，无条件的道歉。”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806/0605_2201_582211.shtml）

因为女医生擅离职守当志愿者，而依据规定开除她的医院不仅“特事特办”收回成命，恢复了擅离职守者的工作，而且，医院院长也道歉了，说“是我们当时考虑不周全，对不起了！”！（http://news.cctv.com/society/20080605/100762.shtml）

看着这些一个个充满和谐的“道歉新闻”，看着这些 “落难秀才中状元，娶了小姐做夫人”的喜剧性结局，真得感谢中国特色的大团圆文化了。现在，皆大欢喜、一团和气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笑起来了呢？

我看未必，相反，我倒是有些郁闷，愈加糊涂了：这充满喜剧效果的世界，到底是谁胜利了？！

是网络的力量胜利了，还是社会基本的道德价值观胜利了？是人民的力量胜利了，还是世俗的力量胜利了？是民意胜利了，还是乡愿胜利了？是良知胜利了，还是天下围攻胜利了？是媒体的胜利，还是公民的胜利？是民主胜利了，还是暴力胜利了？

当千夫共指，高叫着：“瞧，这个人！”时，作为自己的“范跑跑”死了，活着的只有老师范美忠；王石死了，活着的只有王董事长先生。

在这无鸟的夏天里，我们只有昏昏欲死的梦游者；在一个没有叛徒的国度里，我们只有招安的降将；在道德划一的社会里，我们只有爱国者；在无意识的盛宴上，我们都有醉生梦死的看客和起哄者；在一个拒绝个人独立的民族里，我们只有一群听话的奴才。

当天下雄起齐声呐喊时，当每个人都是政治正确的“道德红卫兵”（威廉退尔词）时，当我们都在良知世界里做踢摊的城管时，当异端都被绑至鲜花广场点天灯时，还有谁敢来做这世界的叛徒，更有谁敢做那“抚哭叛徒的吊客”？！

还是鲁迅英明，因为他早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切。“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 ”“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我们不禁要问：在没有叛徒的国度，是荣耀，还是一种耻辱？

“范跑跑”，一个鲁迅的研究者，一个特立独行的符号，终于没有到达自己的终点，不敢再往前奔跑了。
   终于，他也向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投降了！

剩下的，只有欢呼！

文不患其肉麻，而患其缺德！——我为什么要骂余秋雨

    本来，余秋雨和我无冤无仇。我既没有亲见过他的尊荣，也没有和他有什么过节。他更没有把我的孩子抱扔井里。所以，按照常理，我是不该骂他的。可是，看了他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大作，我便越想越觉得憋得慌，如果不骂出来，会得心理疾病的。我没有威廉退尔那么狷介：因为其恶心伊的文风，就拒绝去看。我喜欢看热闹，看了又喜欢投入，对恶心的东西，就要开骂。

    地震悲惨信息的轰炸，已经使我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有时候看到那些照片，都想流泪。我承认自己是个脆弱的人。但是，有时候看到一些睁着大眼说瞎话的文字，就又怒火中烧，忍不住就要骂娘！这也算是心理的自我救治措施吧。

    其实，我相信，只要有一点悲天悯人情怀的人，这次地震，都会或多或少地对他产生一些心理阴影，需要一些心理上的帮助的。让大家骂一骂那些道貌岸然的文人，骂一骂那些贪官污吏，骂一骂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守财奴们，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地也不会因此而再陷的。可以说，这是节省国家紧缺的心理救助资源，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条道路。

    按说，一个人写东西，有一些个人的习惯或文风，或无病呻吟，或空洞无物，或小资情调，或矫情甚至肉麻，本无可厚非，纯粹是个人情趣喜好的私事。包括作家，也是如此。在一个追求民主与言说自由的时代，这既是个人的基本权力，也是我们共同的追求目标。因而，在表达权上，知名作家和草根百姓，权力都是一样的，都应受到基本的尊重。大家一致反感的网络言论暴力，也说明了社会基本认识的一致性。

    不过，凡事都有其基本的尺度。对于掌握着话语权的知名人士，如余秋雨，当他们在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尤其是发表对于弱势人群具有针对性意见的时候，就不是“私事”了，那是实实在在的议论“公事’。他们的观点，因为可能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可能暗示或者引导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价值评定，这时候，他们的言论就要经得起公众的拷问和批评。在他的言论观点里，应负有对弱势群体帮助和优待的道义责任，而不是仅仅把自己夫妻间的闺阁议论，随便地拿出来不负责任地贴了了事。也就是说，公众人物的言论，是要有道德责任约束的，要有“德”的。而一旦公众并不接受这个公众人物的观点，甚至反对时，负责任者，应该站出来回应解释，或接受质证，或收回成论，而不是傲慢地站在自己的书房里，冷眼睥睨，一声不吭，装孙子。这才叫人文关怀！才叫负责任、有良知！

    在我们这个弱势群体话语权稀缺、代理人稀缺的社会，不负责任的公众人物的不负责任的话，对于弱势群体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可能导致弱势群体的权利因为他们的影响力而受到侵害。因此说，这种人是没有资格接受公众尊重的，网民起哄和叫骂，其实是和他进行观点之争的手段。如果不允许公众对错误观点的叫骂，就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言论专制。是另一种比叫骂“更黄更暴力”的言论暴力。

    所以说，文不患其肉麻，惟患其缺德！

    话不说不清，理不辨不明。只有通过思想和言论的交锋、观点的碰撞，孰是孰非，才会大白于天下。在真理的讨论过程中，人与人没有高下之分、贵贱之别，大家是平等的。那种自我感觉良好，自视高人一等，固执己见，“以高贵的沉默”，来傲慢地冷漠地应对质疑和舆论攻击的公众人物，其实是在蔑视普罗大众对真理的向往之热情，也是对大家对其信任尊重的不恭，自然要遭到大家的唾弃。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才对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中的事实和观点极端反感，也对他对待反对者意见的傲慢态度极其厌恶。

    首先，通篇文字以建立在“莫须有”基础上的假设为前提。先在开始，就预设一个错误的假定，然后，以有罪（错）推定来比照群众的行为，进而暗示群众再这样做就是犯错误了的。这种说理方法，和一个学者应有的治学及言说态度，并不相符。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一篇受雇于一些利害相关者的闭门造车之作。因为即使是海外媒体提出了：“1.是天灾，更是人祸；2. 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3. 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 4.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等4点说法，那么，他余秋雨凭什么就认为这是“诬陷性的”“ 反华宣传了”呢？老毛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自己的救灾人员、媒体报道和死亡孩童的家长、全社会关注地震怀疑建筑质量的人，似乎都有类似的疑问，难道大家都是在“诬陷性的”进行“ 反华宣传”吗？难道大家都不爱国，就你一个人爱这个国吗？这种上来先扣顶帽子，再找论据的“文革”式文风，实在让人恶心。

    其次，关于“佛学大师”说的一句话：“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看看就让人想笑，这是什么话啊？俨然是说，这些死去孩子的家长们，还要高兴自己的孩子因祸得福、得道成仙了不成？！虽然我也认为他说这话有点善意，可是，怎么总觉得像是在哄骗三岁小孩一般，哪里是在实实在在地讲开导人啊！这句很有“精神鸦片”色彩的话，不知道是哪位“佛学大师”告诉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既然已经成了菩萨，孩子们已经安宁，你们做家长的也应该心满意足，别再闹腾了！这话怎么让人越看越别扭、越想越不是滋味呢？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哪里是在劝慰别人，分明是在拿这些家长开涮，一点真诚都没有感觉出来！

    再次是，这个刚还在劝慰别人的佛教徒，立马变身为一个打着官腔的思想工作者了。大讲特讲要相信政府，“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这些家长既然请愿上访，必然有其怀疑之处，你余秋雨凭什么就这么言之凿凿呢？难道逍遥法外的贪官污吏、违法之徒还少吗？你是中纪委还是检察院的人，知道这么多，你凭何担保大家要相信你的话呢？

    接着，余大师又开始拿专家吓人蒙人了。什么“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哪几位国际地震专家的话？聚源中学周围的房子都没有倒塌；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的房子没有塌； 5个汉龙希望小学的教学楼都没有塌，而这些教学楼塌了，且多是粉碎性坍塌，难道它们活该倒塌吗？

    最后，余老师不厌其烦地谆谆教诲这些地塌了、房子塌了、天也塌了的父母们，要“识大体、明大理”，“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并吓唬他们：“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似乎是，如果他们再为了给孩子们的死找个公道，请愿上访的话，就是不识大体、不明大理，坏了“令人感动”的好气氛，帮了“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的忙。如此分析下来，这些家长，如果再这样下去，何止于不识大体、不明大理，简直就有些卖国的嫌疑了？！

    总之，通篇阅读这一“含泪劝告书”，感觉到的只是矫情善意和空泛的政治说教，毫无真诚可言。全文还隐隐透露 “文革” 文本的遗风。以其如此知名的人，用一篇文章，而将无家丧子的父母们，置身于一种难堪的， “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的道德和家国责任的悖论环境之中，让这些人在失去亲人之后，又面临着一种道德的谴责和自责，实在是很不道德、很不厚道的一种言论逻辑。我们看不出他对灾区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们，这个最最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措施，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有限同情中的责怪，似乎他们做错了什么！所以，文章不怕你“媚”，那是你自己的事，怕就怕你媚骨太露，成了伤人的犄角或毒刺，那就是缺德！

    更为可恶的，是余秋雨对待争议的态度，这位自称“只能埋头走路，埋头执笔，埋头听骂”“ 在国际坐标中捍卫中华文化尊严和光荣”的人，在抛出上述满纸荒唐的文字后，却拒绝接受异议和批评，俨然抱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傲慢，来对待自己的批判者。余大师不仅关闭了博客评论，而且至今没有对自己的言论做进一步的解释或辩论，似乎很不在意别人是如何说、如何看自己的，似乎自己永远真理在握。但是，从博客的某些痕迹看，余大师又是一个很在意自己羽毛的人，并非是自称的那样放得下：在他的博客中，凡是反对他的留言都被删掉了，留下的基本都是肉麻的抬轿留言，这真有失“大家”的胸怀和风范。如此看来，天天日弄“大”东西的余大师，皮袍下还是悄悄藏着个有意思的“小”字啊。真得佩服他的精明了！同时呢，似乎余大师还动用了一些力量，对草根们批评批判的言论，不停地删除。也可见公众人物话语权的威力之大、影响之广、利害之深。

    我相信，阅读这一篇文章的人，多数不是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当然也不排除有。身为局外人，多数读者尚且有这样不好的感受，且持反对态度，那么，可想而知，遭受地震和丧子之痛多重打击的家长们，难道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偏偏能够接受你的观点和说理吗？如果他们多数接受不了你的观点逻辑，与一般读者“感同身受”，甚至更难受，那你岂不是对他们造成了有一次伤害吗？那么，既然是说理文章，目的，没有达到说理目的，或者适得其反了，你就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错了就该收回谬论，加以改正。这既是一个作者文责自负的起码要求，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道德的基本底线。错了而选择傲慢沉默，一任“余毒”扩散、继续伤害他人，那就有理由怀疑他写作的目的，并非真正的为了那些家长好，也并非出于善意的劝慰，更值得怀疑其所谓“感同身受”的眼泪是否真诚。当然，最有说服力的反驳，就是那有点刻薄的假设：让余某人自己遭受那些家长们的经历，看他还这样说否？看他还这样傲慢无礼否？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反证了你的话就是矫情、虚伪，就是缺德，就要挨骂!因为人，文人，知名文人，是不能无行、无耻到这个地步的。

    这就回到本文开始了：为什么我要骂他呢？就因为他的文章和态度太阴损缺德了！我不骂他文章舔沟子肉麻，我是骂他伪善下的无良缺德。不仅我骂，我还建议所有看这篇文字的人，拿出痛打落水狗打人劲儿都来骂，骂它个体无完肤，让人们看清看透没有道德的公共人物，说没有道德的话，是什么下场。也让他们以后对弱势群体多一点人文关怀，把自己的良心放端正些。当然，行文用词是否非要尖刻，那是另一回事。
    写到最后，我有点瞌睡了。但是，我突然想：余大师是不是也有些类似“受虐狂”性质的精神问题呢？不然的话，何以他总是隔三差五抛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放在网上让人们大骂一气，然后自己一个人躲在电脑前，埋头听骂，不吭不哈地删跟帖呢？
   好了，该睡觉了。就写到这里算了。下面是余秋雨博客的截图看看留言部分，很耐人寻味啊。（刚才看了一个博客，上面转载了余秋雨的一篇旧文，和我的文字参照阅读，更会理解人们对余秋雨的怀疑了。摘一段余秋雨的话：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长久以来反复在推荐的康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就是这个意思。余大师：你说到做到了吗？）（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cc26501009l5u.html）

灾难往往使人失措，并作出一些可笑的事来。如果把灾难比做一场电影的话，而你是一个冷静的观众，你会发现，生死之间，人性的很多美德、弱点都纤毫毕现。

回顾汶川大地震时期的救灾新闻，肯定远胜于一个好莱坞大片，对灾难、死亡、流血、恐惧、勇气、慈悲、柔软、脆弱等人性中的东西，表达的更为真实、准确了。我们得感谢网络时代带给我们全新的视觉感受，让我们全程观看了一场以人民为主角，气势恢弘的灾难大片，无异，它给了我们某种勇气、某种希望。

这勇气和希望，除了面对自然，还似乎有某种言说和表达的勇气，以及对某些更加美好社会的愿景。在草根阶层，这种潮流涌动，更是澎湃激扬。范跑跑的出现和讨论，就是如此。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主流文人，在灾难之初，是缺位失语的：人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对地震记录了什么，对灾区人民做了些什么，也没有听到他们真正建设性的声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今天一如既往地成为事后诸葛亮、成为马后炮，成为新发现“主义”的诠释者、领袖的献媚者、英雄的歌颂者、道德的维护者、异端的审判者……总之，不妨碍他们成为一切正义的化身。

不过，这次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些主流文人们，似乎被地震真出了毛病，或者像是被地震激活了意识里冬眠的某些因子，大脑神经，开始空倒错，言论说话陡然而变，乖戾起来。一句话，他们似乎“文革”时期的一些老毛病，又犯了：鲜廉寡耻地肉麻献媚，和大帽子大棒子乱飞的文风，像婴儿的小鸡鸡，不知何故，随时勃然而起！

不信你看：

大作家余秋雨：写出了《含泪劝告请愿灾民》。把地震中学校房屋倒塌，假专家之名，说成无可避免；把死亡学生家长的请愿上访，说成是不识大体、不明大理；假所谓佛学大师之口，欺骗成千上万死亡的孩童的家长，说是孩子们都成了菩萨；暗示家长们请愿是置几十万其他人的生命于不顾。最为甚者，有些威胁地暗示家长们：请愿是在为“国外反华势力”提供借口和弹药。（敢问：余大师，你想这样去做菩萨吗？）

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词二首”，第一首“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以废墟下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人民抗震救灾的努力，面对“党疼国爱”和“民族大爱”，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和“亲历死也足”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 （敢问王作家：你想这样幸福吗？）

评论家郭松民：在电视节目中，指责范跑跑触及做老师的“道德底线”，大骂其“无耻”、“畜牲”、“杂种”，并连带将不开除“因言获罪”范跑跑的卿校长骂做“混蛋”。被网民慷慨赠送“郭跳跳”、“郭道德”贞节牌坊二座。（敢问郭道德：你的道德底裤在哪里？）

大作家陆天明：写出了《此时此刻，必须把“范美忠”钉上历史耻辱柱》。在批判了一通媒体和校长无原则的袒护范跑跑后，把范跑跑和汪精卫、日本侵略者、临阵逃兵、重刑犯一起比拟，认为范美忠在地震十天的时候，写出那篇为自己地震来临时失措和逃跑辩护的文章，是在“公开跳出来挑衅，”“一切妨碍救人的言行，都必须视为“反人类”行为。”“如果在战争年代，这时候有人说，不，我不想冲上去，我要往后去了，我得先顾我自己，这必然会当作临阵脱逃、动摇军心的叛变行为，或被送军事法庭处置，或者就可能被当场枪毙。”最后得出结论：“在这一关键时刻，如此卑劣的“范美忠”必须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以正视听！”（敢问陆作家：你准备把范美忠钉到哪个历史的耻辱柱上？怎么钉？什么罪名?“跑跑罪”吗？）

哈哈，够了！一个地震，就把这些主流文人震成这样丑态百出了？！

什么时候了，前面两位，可以算是犯了“文革病”里的长舌病：为了拍马溜须舔，竟一人把被地震压死视作成仙得道晋升菩萨的美差，一人（不，是鬼）还美滋滋地以一个震的身份，感叹自己死逢其时：“纵做鬼，也幸福”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这样伸长舌头的胁肩谄笑，无耻肉麻，恐怕是空前绝后了！后面两位，算是犯了“文革病”中的棒子病：都是以道德家的面孔出现，以道德和国家兴亡的名义，挥舞大棒子穷追猛打一介也许说错了话、做错了事的文弱书生范美忠（对了，别人指出范也是一个灾民）的。用词之狠、仇恨之深，让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如果将范跑跑交给他们二人来处理，肯定必死无疑！

这四位主流文人的话，按俩俩一组，分别证明了所谓“主流文人”的两个特性：前二位，证明了主流文人是没有脸皮的动物之一；后二位，则证明了主流文人是嗜血残忍、没有人性的动物之一。

由此可知，这次的地震是多么的严重，竟把这些所谓的主流文人们，震得回到了“文革”，言语行为，突然“革命”“道德”了一万倍！真见鬼了！

不过，从反应来看，这些人的言行观点，似乎并不为主流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也许，称他们是“主要文人”或“主题文人”更为合适吧？

世界需要“范跑跑”

中国历来是个 盛产伪君子的国度。

据说，提出经典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宋朝理学家朱熹，其实品行也不怎么地。他不仅拿起手里的权力公报私仇，整起论敌、政敌时心狠手辣，而且，也还经常嫖妓，并纳了两个尼姑做小妾（后来还因此被人弹劾）。

我们经常看到新闻说，很多被铐起来的贪官污吏，出事前，往往还都在做反腐倡廉动员报告呢。

可见，很多道貌岸然的家伙，满口的仁义道德，其实做起事来，猥琐的很。有时候出乎常人的意料之外，比所谓的“小人”还过犹不及。这就是标准的伪君子、假道学。

现在这种伪君子还没有绝种，大有泛滥之势，只不过换了个马甲出来招摇撞骗罢了。典型的一种，就如某个人在“文革”时期像得了狂犬病，到处变着法子咬人，现在呢，时间过了几十年，他便又像是得了健忘症，把自己过去那点不光彩统统忘到爪哇国，还自作聪明地以为别人也都得了健忘症，便出来衣冠楚楚地为人师表起来，甚至端起道德楷模的架子，做起大众的思想工作起来。如果被记性好的人揭发了，他便会恼羞成怒地骂人，还撒泼打滚要告人家。这就是一种新时期典型的伪君子、真小人。

当然，最为普遍的伪君子，就是事事处处总爱说一些能话，标榜自己境界多么的高标、思想多么的纯洁、品德多么的堪为表率、做事情又如何的大公无私、大义凛然、牺牲自我，等等。我们环顾左右，这些人所在皆是。网络上更是多如牛毛、恒河沙数。这种人平时或者在虚拟环境中，道德架子端的可能不似朱熹胜似朱熹，一旦发现有人不合他们的“道德”标准，便狂犬病大做，可劲儿地围攻撕咬，必欲除之而后快，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显示其卫道士的风采。其实，也许在背后里或者现实环境中，这种人可能就是个男盗女娼的贪官污吏，或者骚邻害户、无信无义的龌龊小人。所谓“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做鬼事”也。

不过，伪君子毕竟是善于伪装的，一般情况下，我等凡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说出来他心里的真实想法，做不道德的事也不会叫人看见。所以，只要没有被人们抓住辫子拿个现行、证明其是伪君子之前，他们的形象，还都是凛然正气的所谓“君子”，甚至是导师！

这种人，可以算是伪君子中的极品，厚颜无耻的道行高深，常人是学不到的。所以我们只能做凡人。

一般人达不到伪君子们的全部水准，也干不出他们全部的勾当，但并不是说我们就纯洁如水了。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地，总有那么点“伪”的：虚伪也罢、伪善也罢，总之，心口不一总会有吧，所以说，谁都不是百分之百言行若一的人、心底无私纯洁得像襁褓中的孩子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正常的人，因为有点自私、有点虚伪、甚至有点伪善，都是人形的普遍弱点。只要你的这些弱点，没有实际的伤害别人的身体、情感和权利，应该说，都是无害的、中性的品质。从人之区别与动物属性来说，人有点“伪”，也是人之常情，符合人性，还算不得是伪君子。不过，如果把做人属性中的那个“伪”极端化了，那就难免有沦为伪君子的趋势。人一旦成了伪君子，在很多时候，反倒有点不像是人了！

五月的地震，让国人再次目睹了人性舞台上，“真”与“伪”粉墨登场的好戏。当然，生旦净末丑走马灯似地招摇过市时，最高潮的部分，还应当是有“范跑跑”之称的范美忠老师，和有“郭道德”、“郭跳跳美誉”的郭松民时评家之间在电视上的终极PK了。

坦率地说，我一直认为，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看，范美忠似乎还不是个道德败坏之极的人，甚至不是个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自私的人——这可以得之于他后来的自说，甚至也印证于他的校长、学生，以及他的某些同事的评价，那样说说只是故意想激起某些思考，并非当时真的说了那些为人病诟的，关于“牺牲”“美德”“孩子”“母亲”之类的话。在我甚至还赞同他关于个人品质与制度孰轻孰重的某些思考的某些部分。同时呢，我还一直在想，也许自己遇到那样的地震时，也未必就会牺牲自己，保护学生。因为我以前和现在，都经常被自己的怯懦打败过。

当然，在职业责任和个人生命之间，我从理论上还是赞同职业责任优先的原则，但我不敢保票当自己真的遇到地震时，会不会真的就能够尽职尽责、牺牲自己，保护别人。也许会，也许不会，毕竟我们没有遇到过这种灾难和突变，怎么说都是一种假设。所以，我不敢标榜自己就是比范跑跑高尚的人，在文字中使用“范跑跑”这一昵称，也并不代表我有什么歧视的意思，只不过觉得这个代号很有幽默感罢了。

我本质上觉得，范美忠的遭到围攻，并非是自己多么的道德败坏，而是他敢于说真话。他揭开了多数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困境，并不惜公然的“与人民为敌”，坚持己见，捍卫自己的言论权。换句话说，他挑战了所有人心灵深处道德层面固有的那个“伪”字，让人们尴尬地、赤裸裸地出来接受现实的道德拷问，“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和我一样小人吗”“你会牺牲自己，保护别人吗？”“你会先跑吗？”

也当然，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是不难回答的！否定它，肯定可以让王小丫给你加十分。但在内心深处，你回答得了吗？！

刚看到范跑跑故事时，我的脑子里就一直若隐若现一个熟知的基督故事：耶稣问那些要用石头打死淫妇的人：“你们谁无罪，便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还有皇帝新装的故事后。后来发现不少网友也有这样的反思。但我还是一直无法弄明白，到底该如何看待范跑跑这个人，因为自己的身上，有太多范跑跑的影子了。

人们之所以胆敢理直气壮地质问、讨伐范跑跑，乃是因为他自己把自己剥光了，让人审视批判；而他对批评家们的反问却全部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他的所谓“道德”（更准确的是自己表达的道德观，他的行动无可厚非）问题，自己已经验证了瑕疵，而道德家们，却可以放心地去辱骂乃至恶毒攻击，因为他们是不需要通过再来一次地震，来验证自己是不是一个范跑跑，或者张跑跑、李跑跑、郭泡泡的。

“郭道德”以文革大批判的作风，与“范跑跑”PK，并大骂范跑跑“无耻”、“畜牲”、“杂种”，以戏剧性的高潮，正式总结了这一以道德价值冲突为主线的“文化事件”的剧情。主题也随之跃然而出：人们在散场时才明白，所谓的道德家的极致，也不过如此而已！范跑跑并非目下社会最无耻下流的人！

确实，像我们无法从郭跳跳的表演上，去证明他就是道德高尚的人一样，我们其实也无法从范跑跑的某些并不严谨的，没有润色修饰的个人记录上，就可以证明他是一个多么卑污的人。这两个难题相信会一直下去，除非有一天，再次发生地震了，而这两个人又同时在一个课堂上教书（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才会真正的验证他们的道德孰高熟下。否则，就完全可以是一桩悬案。

也许，作为普通人，我们的身体里，更多的是“范跑跑”和“郭道德”的混合物：一边是内心深处的范跑跑，一边却又是口头上、外在上的郭道德；一个是日常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郭道德，而另一个却是直面惨淡时怯懦甚至猥琐的范跑跑；一边是圣徒，一边是魔鬼。但这都不妨碍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有权说出自己心里话的人！

是该结束了，这场闹剧！如果再不结束，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没有死在地震中的“范跑跑”们，完全有可能死于某些爱国者、道德家们愤怒的子弹下，而永远背负着耻辱的罪名，反衬着杀人者的美德！
    我们也大可相信，这些“法学硕士”们审判他的，一定是在更加冠冕堂皇的道德法庭。

  郭松民在他的博客上说：“节目固然很糟糕，但我却绝不后悔，因为我发现，我具备了某种稀缺的品质。我没有被他们同化，我没有麻木不仁，我不是冷血动物。让他们温文尔雅，风度翩翩，道貌岸然去吧——我愤怒！ ”其实，他忘了，他具备的这些品质，并不稀缺，只要我们看看周围、看看网络，就会知道，比他更牛的道德家，多的是！更不说“文革”时期了！相反，倒是敢于说出内心怯懦、猥琐、不与主流同质的范跑跑显得稀缺，而敢于说出“不会惩罚因言获罪的人”的校长，则更为稀缺。这正如大熊猫，我们应该对他加以保护才是！

自称是一个法学硕士的郭道德，还在博客中牢骚道：“在厘清了我和小范同学的分歧之后，如果大家仍然愿意拥戴他，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是的，如果世界上的人全部都是范跑跑，这世界会很糟糕的！但也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这世界都是郭道德，那么，这世界肯定更糟糕——“文革”就是满世界郭道德的时代，多亏邓大人不是法学硕士，不待见那样的道德棍子，否则，中国早就完蛋了！当然，如果那样，我们社会也就不需要什么法学硕士，而只须道德学士足矣！

下面是范郭Pk的全程视频，希望人们看一看，再思考一下：人类只剩下郭道德，世界将会怎样？

最后，以一句家乡农民的名言来评价“范跑跑”先生：仨钱买个歪嘴驴——吃亏都在你的嘴上了！以后想不再挨骂，想活得好，想受人尊重，就闭紧你的臭嘴，也许你也可以成为道德楷模呢！

（附注：伪善的道德家，在国外也是有的：新闻上也说，奥地利那个叫什么“茨”的，就是关押囚禁自己的女儿做性奴，还生出七八个孩子的畜生，据说，在邻里眼中，也还是个“慈祥的人”。——这只做一个极端的旁证，并不指向本文中的任何人。）

下面是Pk视频全版。

背景资料：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表示，年底前，北京市将给每户居民发放一个限量小盐勺（已发500多万把），及一个规格定为530毫升、油量可以满足一家三口一周用量的限量油壶，（计划约650万个）；另外《健康饮食指南》和《传染病防治指南》也将在年底前派发到每户家庭。

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控制市民食盐和食用油的摄入量，减少富贵病，提高全民健康，配合北京“健康奥运·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的积极推广。

鉴于此一“为民”措施，已经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在限量盐勺和限量油壶发放近一个月以来，市民健康显著提高。特别是战斗在奥运建设第一线的农民工兄弟们，食用油摄入量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体重明显下降。根据权威部门的追踪调查发现，农民工体重人均下降3.5公斤。

权威调查机构抽样调查分析认为，农民工体重得到控制和下降的直接原因是食用油摄入量的合理控制，具体有以下几点因素：一、饮食觉悟全面提高。以前农民工的伙食主要由食堂伙夫自己控制，想用多少油就用多少油，全凭他个人的好恶。他心情好了，就多用一点，饭菜就喷香；他情绪不好了，那就是白水煮青菜，像喂猪一样。现在不行了，除了伙夫自己知道了科学用油的道理外，很多工地上的农民工，在农民工工会组织下，成立了“伙食委员会”，下设用盐小组和用油小组，派专人监督食堂用油和用盐量，与不合理用油用盐现象做斗争，严格按照市政府的规定吃盐、吃油，因而，农民工的伙食质量得到了全面合理的控制。二、泔水油和地沟油的产量下降、价格提高，限制了农民工食堂的用油量。以前市政府没有发放勺子和油壶，街上饭店里面的饭菜，都是大量用油，增加香味。现在普及了健康知识，大厨们都开始合理用油了。加之以前大家都喜欢找各种各样的接口，到饭店撮一顿，或者公款大吃大喝，现在发了勺子和油壶后，大家一下班就挤车回家，用免费的勺子和油壶自己做饭炒菜，在外面胡吃海喝的人明显减少，从而导致泔水油和地沟油产量锐减，价格也很快飙升。而一般工地上的食用油主要是泔水油和地沟油，这不得不迫使包工头们采取措施，减少食堂里地沟油或者泔水油的用量，从而也间接地控制了农民工饭菜食用油的摄入量。三、由于整个市场物资涨价迅速，包工头们开始减少农民工的蔬菜和肉类食用量，有的工地干脆就取消了这些项目，顿顿白水面条、稀饭蒸馍，外加一点咸菜之类，有些工地就是直接抓把盐开胃，这可能导致农民工食盐摄入量过量。为了响应市政府好照，排泄农民工体内过多的食盐，包工头们一般采取土法上马的办法，直接增加农民工的工作量，让他们在炎热的夏季，多干些活，多出些汗——大家知道，汗水分泌出来的除了水分还有盐，这样，就使得农民工体内的盐分，达到了市政府要求的合理比例。同时也达到了减肥瘦身的作用，较少了肥胖症、富贵病的发病率。四、农民工奥运意识增强，决心在奥运期间为国争光。鉴于北京市政府已经透露，不再在奥运期间遣散几百万奥运建设的农民工，这使得农民工兄弟感到莫大的鼓舞和光荣，他们决心响应市政府“健康奥运·健康北京·全民健康”的号召，不再给政府拖后腿，不再给首都抹黑脸，决心以精瘦、黝黑的健康形象，出现在国际友人们面前。很多农民工兄弟还写下了决心书，表示要和肥胖、高血压、富贵病告别！甚至有些在家里做饭的农民工黄脸婆也表示，虽然市政府不给我们发勺子和油壶，但是，我们要自己创造条件，自己想办法弄个勺子和油壶，争取早日让市政府满意，给我们也发个盐勺和油壶。

正是由于上述几点因素，才使得我们几百万农民工兄弟的健康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肥胖症显著下降，不到一个月，农民工人均体重下降了3.5公斤。

受此成绩的鼓舞，北京市政府决定，以后一定要像幼儿园里面的阿姨对待小朋友那样，关心体贴市民（当然是北京市户口的常住居民）。哪怕是有人说粉饰太平、浪费挥霍，也要把纳税人的钱，花出去。市政府决定在未来几年里，将陆续为每个市民免费发放下列健康生活用品：限量水壶一个、水杯一个、奶瓶一个、奶嘴一个、酒壶一个、酒杯一个、限量春药一套、性健康限量饮料杯一个、限量避孕套盒子一个、性生活限量计时器一个、限量夜壶一个、限量使用二奶一个（女性市民为限量二爷）、艾滋病测试试纸一盒、限量行贿信封一个、限量受贿保险柜一台……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套限量猪脑测试计一个，北京市市民的幸福生活开始了！

    网上流传“宝马车内做爱示意图”已很久了。记得刚看到时，曾怀疑有人在恶搞宝马：看，宝马车除了可以随意撞人的功能外，还可以在里面云雨做爱。当然，接着我就又怀疑自己的怀疑错了，因为老外更讲究人性，讲究人文关怀，不是有很多电影中的人，都在喜欢车里面搞吗？！因此厂家不妨把车里设计得更舒服一点，进一步说明，让有此雅兴的人们，可以尽情潇洒了。当然，这也说明车子里面空间阔绰了。

    现在看，这种车其实更适合中国的一些男的领导干部们使用，因为他们更喜欢车子里面做爱，或者换个说法，裸体和同样裸体的女人、女同事，在车里面谈工作、或者做其他的事。

    最早听说这种勤奋工作的故事，应该是在1990年代初期。当时郑州市一个副市长，夜里开着小汽车，跑到荒郊野外的马路边，在车里面，脱了衣服和一个也脱了衣服的女法官谈工作（现在叫裸聊），结果一帮子孤陋寡闻的治安联防队员们，看见一个关了灯的小汽车在那里晃来晃去，先是以为见鬼了，接着又冒傻气，把男市长、女法官当做嫖客、妓女给抓了起来。后来，这一群联防队员非但没有立功，还因为干扰领导工作被开除了。市长还做他的市长、女法官也还是女法官，并且升了职。只是后来，一帮听到风声的人大代表们，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在一次人大会上，把这件风流韵事给抖搂了出来。这件事后来成了省会一件街谈巷议的故事，载入了郑州市的政治史。这个市长也许成了全国最早的，甚至也是唯一的一个因在小汽车里面和女同事谈工作、谈累了裸聊，而牺牲了远大前程的领导干部。

    随着汽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喜欢和女同事、女青年在汽车或者停放汽车的车库里面谈工作了。这说明我们的公仆，在使用小汽车的某些功能上，已经“与国际接轨”。但是，因为空间狭小、工作太累等原因，他们往往喜欢脱了衣服、赤膊上阵地熬夜工作，加上对汽车尾气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结果产生了不少悲剧。

    去年还是前年，网上有一则消息，说是广东某市某局的某个实权科长，在一个大冬天里，和一个女同事关了科长家车库的门，在里面都脱了衣服谈工作，结果可能是工作太累，被汽车排出的尾气中了毒，给牺牲了。

    前几天，网上更是盛传杭州市郊区清凉镇的一个镇长，夜里和一个妇联主任，在镇长的车库里面谈工作，因为天热，清凉镇镇长的仓库里也不清凉，两个人就脱了衣服谈（裸聊），结果，也因为汽车尾气导致中毒而英勇牺牲，被上级追认为因公牺牲。

    这两件事的直接恶果，是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失去了几位优秀的好领导、好干部。也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在小汽车这种狭小的交通工具里面，深夜和异性谈工作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此，车的质量和宽阔度，尤其是能否在里面和异性裸聊而不致死，应该作为以后为领导们配备车辆的首要考量。所以，看了新闻，我就想起了宝马车的做爱示意图了，如果给这些领导干部都配上这种宝马车的话，也许上边提到的那位市长也不会倒霉了，科长和镇长也不会牺牲了！

（原说明：不用担心车子发生摇晃，因为该车拥有比较硬朗的悬挂！）

     不过，小汽车除了可以提供给领导干部和女同志谈工作，甚至戕害这些领导外，还可以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立功呢！

    开封在1990年代曾经发生过惊天大案，博物馆里面的国宝文物被人一下子盗走了几十件。当时所有开封府的人都被发动起来提供线索。几十万条线索里面，最后有一个老干部提供的一个线索，立了大功，帮助破了案。这条线索还是和小汽车有关：当天夜里，老干部深夜路过包公湖，发现有一辆小汽车停在湖边，车子似乎有些动静。警惕性很高的老干部立刻联想到很多坏人喜欢在车里面嫖娼卖淫，于是打开手电就往车上照去，希望制止坏人坏事。可是，当这位老干部看到车牌是个军牌后，立刻又想到可能是解放军同志在深夜执行任务了，于是又关了手电，回家了。正是这一刹那的警惕，成为最后破案的关键，因为这正是盗宝人从郑州偷走的一辆车和一个军车牌照。警方顺藤摸瓜，最终抓获了这些江洋大盗。

    当然，这个伟大的事件，其实还是和小汽车的风流韵事有点关联，因为那位老伯，最早还是把它看做是风流道场了！

    写到这里我有些惭愧：因为我也算得上是一个好色之徒了，可从来还没有在车里面风流过。比起公仆们来，他们的确高明和先进，我应该多多学习了！

    河南、山西两地黑砖窑，绑架、劫掠、奴役民工学生和儿童的现代奴隶的事件，本来不想说什么，也无话可说了。但是，淤积在心里的愤怒，无法散去，不得不再来说几句。

   我国现代奴隶制度，和和谐社会共生共存的局面，形成了任何有人性者，不敢直面的黑色幽默。残酷的事实，并非始自今日，而是随着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一起复苏。因为司空见惯的缘故，政府对此一直采取了不可思议的宽容和沉默，执法者的麻木不仁、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以致使这样悲惨的、兽性的现象，此起彼伏。从欺骗到公开绑架，再去奴役、残害乃至杀戮的掠奴现象，从没消失过，就像当年白人在非洲的暴行。

    大概是在十年前，我就耳闻目睹过这样血淋淋吃人的现实。我老家的一个邻居，十几岁的小孩子，跟人一起去河北打工，被骗到了一家黑窑场，结果饿得皮包骨头，打得遍体鳞伤，后来逃了出来，一路乞讨了半年，才回到家里；而我的一位记者朋友，十年前就参与过解放被掠农民工奴隶的事件。可是，十几年过去了，就在我们眼前，在我们身边，仍然猖獗的发生着。可见中国农民的地位，是多么的悲惨，而人权和尊严，几乎被有意识地忽略为零了。

    1993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呆了一段时间，几乎天天看到被一些成人要挟着在马路上乞讨、卖花的儿童。他们衣衫褴褛，满脸脏污，本来是天真无邪的年纪，却被人恐吓、要挟，失去了应有的童真，满脸的饥饿和恐惧。更有甚者，在华侨城的天桥上，总有两三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做为乞讨工具或者说是道具，被剥光了衣服，扔在在亚热带的烈日下，趴在火热的沥青路面上，一动不动地暴晒着，面前放着一只要钱的茶缸。据说他们都是被灌了酒，所以一动不动。知情者说，这些孩子大多是偷来的，或者从医院买来的私生子，往往活不过一月四十的，很快就被活活的折磨死去。这现象是当时每一个深圳人都知道，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执法者的行动，很多无辜的幼小的生命就这样被看着罪恶的手消灭了。当时我就想到，这种并不需要更多技术手段就可以侦破的、灭绝人性的犯罪，为什么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每天都重复上演着呢？而那时的深圳正被全国人民热情的讴歌着。至今想起来此事，还是触目惊心、心有余悸，为自己作为一个成年男人不能帮助一个才刚出生的孩子而脸红！后来才知道，这种现象到处都是，而一样的被执法者们所忽略了。现代奴隶制度就这样一天天地壮大着。我们也慢慢地变得麻木不仁了。

    今天，当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令人发指的事实被揭露出来以后，当千余名儿童、学生、农民工，莫名其妙地在这些奴隶工场失踪以后，当这些罄竹难书的罪恶被活剥以后，你才发现，每一桩罪恶的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泯灭了执法者的人性，为虎作伥；是形同虚设的劳动制度，使劳动者人权丧失殆尽；是知法犯法的泛滥，使邪恶者有持无恐；是无处不在的钱权交易，才使这些人兽性自由爆发。所有的罪恶，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这样横行无阻？这不能不令所有尚具良知和人性的人们思考。也应使所有执掌权柄和话语权的人士羞愧！

    当被华夏民族视为共同故乡山西洪洞县的县长书记，发给每一个被解放的奴隶一张道歉信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是拷问过自己的良心：你们以前真的不知道这些眼皮下的罪恶吗？如果知道，你们的人性是不是像那些奴隶主一样被狗吃掉了吗？权力，这个被百姓赋予的保障武器，你们是不是用来保护他们了？

    还有那些更高一级的执法者，执政者们，难道他们的一纸道歉信，就可以冲抵曾经发生的这些血泪罪恶吗？！他们的手，干净吗？

    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谈民主，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谈法制，在一个没有人权的社会谈人权，同样是苍白无力的笑话，也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在没有民主的社会，我们只能想要一个好皇帝；在没有法制的国度，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好政府；在没有人权的世界里，我们只能期望别人有良心；在没有自由的天地里，我们只能期望自己侥幸活着像人。这就是现状。